常常有人将律师与医生做类比。比如，我常常告诉当事人，一个人得了病，大概有三种情况：一是不找医生也能治好，如感冒，吃几片感冒药，多喝些水，扛一扛就好了；二是必须找医生才能治好，如肝炎；三是找了医生也治不好，如晚期癌症。同理，一些案件不找律师也能赢，如证据确凿的债务案件；二是必须找律师才有可能赢，如知识产权案件；三是找了律师也不能赢，如肯定会判死刑的故意杀人案件。但是，律师与医生有一点关键之处没有可比性，就是社会需求性。

　　经济学有一个“盐的定律”，就是说人们吃的盐，不论在什么年代，不管它有多么贵重，人们也要吃，每个人都离不开，它的社会需求性是恒定的，永远不会改变。

　　我们以“盐的定律”来比较一下医生和律师的社会需求性就会发现，医生显然符合“盐的定律”，不管社会怎么变，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人，从出生到死亡，都离不开医生。而律师在非发达的法治国家却不是。

　　首先，律师属于上层建筑范畴，不属于人们衣食住行，赖以生存所必须的经济基础。其次，律师业的历史，即使是在非常发达的西方法制国家，也不过几百年，与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相比，不过是短暂的一瞬。我国律师业的历史更是短暂而命运多舛，中国古代专门和判案的官老爷“勾兑”的”讼师”，严格地讲还不是真正意义的律师。直到民国以后，才在上海等极少数大城市有了真正意义的律师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，新中国的律师大部分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，所有的律师都停止执业，或被劳动改造或改行。直到1979年，才在邓小平的建议下恢复律师制度。

　　医生与律师的另一个区别是是否具有可替代性。一个人生了病，除了找医生，几乎没有别的可以替代的方法。头疼脑热，也许一扛就过去了，但如果得了肝炎，哪怕是得了阑尾炎，就必须看医生，否则就有生命危险。但如果一个人遇到了麻烦事，吃了官司，不一定非要找律师，而有多种渠道可以解决，包括合法渠道和非法渠道，比如，可以与对方自行和解，也可以花钱打通关系胜诉，甚至动用黑恶势力解决。

　　正是因为医生的不可替代性及律师的可替代性特点，一个医生的个人品德再坏，如果他想要在业内立足的话，医术必须要好，否则他就没有市场。而律师想要在业内立足，有充足的客户，在不良的法制环境下，不一定要有广博的法律知识，这一点与医生正相反。尤其在一个法制环境恶劣的地区，往往是对法律并不精通，却能熟练地运用社会”潜规则”办事的律师倒能够在当地律师界畅行无阻。

　　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医务界即使再腐败，人们对医生收红包、开大处方等腐败之风再深恶痛绝，医生的患者量也不会减少。而律师如果不依法办事成风，将会毁掉整个律师业。哪怕一个满腹经纶，通晓法律、经济、外语的优秀律师，在一个十分恶劣的法制环境下，在一个律师业被毁掉的社会，也会英雄无用武之地，为社会所不需。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，律师的历史断断续续加在一起不过几十年，这几十年与5000年相比，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，几乎都是人治的历史，在一个人治的社会，即使有律师，律师的社会地位也不可能太高。而真正意义的律师只能是现代法治文明的产物。

　　在中国，律师的生命其实是很脆弱的。律师仍属于“弱势群体”，除了为当事人据理力争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外，还在为改变执业中的不公正境遇而进行自我维权。中国律师为什么属于“弱势群体”?我认为除了中国的依法治国方略刚刚实施，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，距离真正的法治国家还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以外，主要还有如下几个因素：

　　首先，中国律师从整体上讲还远离政治权力中心。有人会说，我们律师界不是也有人当上了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了吗?但从总体上说，律师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仍处于边缘地位，还远没有进入政治圈的主流位置。在中国，律师的政治角色还处于“刘罗锅”的尴尬地位——没你不行，有你碍眼。中国的政界距离西方律师出身的官员唱主角还相差太远。在美国参议院中，律师出身的参议员曾高达60％，美国历届总统中具有律师职业背景的居然占一半以上。而中国绝大多数律师与从政无缘，这一切都是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等根本性的原因所造成，律师群体的从政渠道还远远没有打通，律师在政治圈内的声音还很微弱，只能说是敲边鼓，还没有足够的话语权。

　　其次，1996年出台的《律师法》将律师定位为“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，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”，取代了《律师暂行条例》规定的“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”，律师不再保持国家干部的身份，所有的国办律师事务所一律转制，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由“官”转为“民”，中国律师的角色定位逐渐实现了从公职性向民间性的回归。律师的民间职业角色其实就是法律的民间代言人。《律师法》对律师的重新定位较之过去是一大进步，但现实中律师还不具备强大的民间力量。日本、德国、加拿大等国将律师视为“在野法曹”，英美国家检察官其实就是国家雇用的控诉犯罪的律师。而中国律师不具有这样的地位。

　　再次，中国律师角色具有风险性。在中国，律师的外部生存环境不容乐观。即使每个律师都能严格自律，律师职业的风险性仍然很大。律师职业的高风险性在刑事辩护领域尤其明显，《刑法》第306条关于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的伪证罪，成为悬在律师头上的一把利剑，这一点属于非正常风险。在正常风险方面，律师很有可能因为疏忽、举证不力等因素而败诉。与医生特点相同的是，再好的律师也不敢保证他不犯错误，因为法律事务往往很复杂，律师总有由于知识结构等因素，某些问题把握不准，导致判断错误，给委托人带来不利后果的可能。我们不能饶恕的律师错误一般都是程序性的。律师只要在代理过程中不犯程序上的错误，对于实体的认识可以见仁见智，当然在法律上必须能自圆其说。香港不准大律师做广告，就是考虑到律师靠广告做大了以后，谁也不能保证这位律师今后不犯一个低级错误，从而一夜之间身败名裂。所以，律师宁可充当一个保守的角色，也不能“过把瘾就死”。

　　另外，委托人与律师的关系也是影响律师地位的因素之一。律师与委托人的法律服务关系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，这种法律服务关系是有偿的民事代理关系。当事人委托律师提供法律服务，购买的是律师的法律知识和服务技能，是一种消费行为。既然是消费，委托人对子律师的服务就有质量要求，甚至是苛求，因为委托人付出了，理所当然地要求物有所值。但是，律师有偿服务是否物有所值往往很难界定，有其一般人无法掌握的内在规律。中国的普通民众法律意识还不强，法律素质还不高，势力强大的民间“潜规则”还在左右着法定规则，一些委托人往往情理不分，向律师提出法律服务之外的非分，甚至是非法的要求，一些律师还不能坚持原则地向他们说一声“不”!委托人对结果的期望值与现实影响案件结果的多种因素发生着矛盾，一些委托人往往将不利的结果迁怒于律师。律师或因服务不到位，或因律师与委托人缺少沟通，委托人对律师服务的不理解，都有可能被委托人投诉。委托人主要是看结果，律师在追求结果的同时更要看重过程。律师的对立面除了对当事人以外，有的时候还是自己的委托人。因此，与委托人保持合理的距离，也是保护律师自身的必要措施。

　　正是因为中国律师有以上先天不足，又不具有医生“盐”一样的恒定社会需求性，任何一个社会政治不稳定因素，任何一个法制环境中对律师的不利因素，都成为影响律师事业发展的外因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一些律师杀鸡取卵，竭泽而渔，为了单纯的经济利益丧失诚信、诋毁同行、搞不正当竞争、甚至不惜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故意做伪证，指使当事人向法官行贿等，成为破坏律师赖以生存的法制环境的共犯。这一切，成为扼杀律师生命的内因。我们律师还左右不了外部法制环境，但是，我们应当洁身自好，严格自律，呵护本来就很脆弱的律师生命。　　只有到了真正的法治社会，法律才能成为每一个公民日常消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律师才能变成“盐”。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《远大前程》，描写一个名叫匹普的故事。苦命孤儿匹普小时候掩护了一个逃亡的囚徒，匹普长大之后，突然有一天福从天降，律师通知匹普说，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财主资助他到伦敦“接受上等人教育”，并说他将采可以继承大笔相当可观的财产，这个财主就是匹普救过的那个逃犯。逃犯临死前和匹普相见，匹普才知道这位财主是谁。逃犯资助匹普，是通过从事信托业的律师运作。《远大前程》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，那个时候英国就有了发达的信托业。而我国直到2001年4月才有《信托法》，许多国人至今还不知信托业为何物。从《远大前程》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与法治国家的差距。书上说，美国人从生到死都离不开三种人——医生、律师、税务官。美国的律师已经变成了“盐”，真让中国同行羡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