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国当事人启动的民事再审程序可以分为申请再审之受理、再审审查和再审审理三阶段，再审审查主要功能即为实质性地判断再审事由是否成立，再审审理则为按照一审或二审程序进行本案审理，并最终作出实体处理。再审事由被称为打开再审之门的钥匙，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是否成立，直接决定了生效裁判的程序安定和效力稳定。所以，如同一审以诉讼请求为限、二审以上诉请求为限确定审理范围，再审审查范围以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为限。但再审事由仅仅是民事诉讼法从程序视角所作出的启动再审情形，对个案仍需结合当事人的具体主张作出判断，这必然涉及当事人在申请再审时主张的具体事实、理由与原审时主张的关系，由此产生了前者是否应当受限于后者的问题。除新证据外，无论是对一审生效裁判还是二审生效裁判申请再审，一审原告申请具体理由一般不会超出原审的事实和理由，否则就很可能构成另一诉讼标的，需要另案解决。而一审被告享有多种抗辩（权），当其为再审申请人时，所引发的再审审查范围问题就显得更为典型。

 

　　被告享有的抗辩（权）通常包括：1.权利障碍抗辩，即主张原告权利根本没有产生，包括合同不成立、当事人无行为能力、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等；2.权利消灭抗辩，即主张原告权利虽曾产生，但已归于消灭，消灭原因包括：清偿、提存、抵销、混同等；3.实体法上的抗辩权，包括同时履行抗辩权、不安抗辩权、先履行抗辩权、诉讼时效抗辩等；4.程序法上的抗辩，包括妨碍诉讼抗辩（如法院无管辖权、原告主体不适格等）和证据抗辩（如原告证据不合法等）。

 

　　笔者认为，以上抗辩（权）形成多种子类型，至少可以形成三级目录的“抗辩（权）树”。例如，将实体法上的抗辩权作为一级目录，那么，同时履行抗辩权、先履行抗辩权、不安抗辩权等应为二级抗辩（权）；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八条，不安抗辩权包括四种情形，则可形成三级抗辩（权）：“（一）经营状况严重恶化；（二）转移财产、抽逃资金，以逃避债务；（三）丧失商业信誉；（四）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。”由于抗辩体系的复杂性，被告申请再审的理由与其在原审中的抗辩可能形成不同的关系。一是重复或者选择原审中的部分抗辩理由；二是一级抗辩类型不同，如原审以权利障碍抗辩，申请再审则以权利消灭抗辩为理由；三是二级抗辩类型不同，如原审以同时履行抗辩权抗辩，申请再审以不安抗辩权为理由；三是三级抗辩不同，如原审以对方“经营状况严重恶化”为不安抗辩权情形，申请再审时则认为对方“丧失商业信誉”；四是跨不同类型和级别抗辩，如原审以原告主体不适格抗辩，申请再审则以原告权利消灭为由。

 

　　如果认为只有第一种情形属于再审申请的审查范围，后三种情形中申请再审的具体理由无论是否成立，均不能纳入审查范围，则与立法本意和司法实践相去甚远。实际上，以上各层次的抗辩（权）均可能涉及证据、事实、法律、程序等问题，即可能对应不同的再审事由。被告以与原审不同的抗辩（权）归入某项再审事由，法院应当审查该项抗辩（权）。作为例外，有两种情形：一是实体法或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法官不应主动适用的事项，如诉讼时效、违约金调整、抵销等，如被告对上述事项在原审中没有主张，裁判生效后，再将其作为申请再审的具体理由，无论该事项是否成立，也不应纳入审查范围，更不能因此启动再审。二是被告再审请求超出原审判令其承担责任的范围，围绕该再审请求的相关主张可不予以审查。

 

　　但反对观点认为，被告应当在原审中穷尽各种攻防手段，原审法官只对其提出的抗辩主张进行审理判断，被告未提出的不属于原审审理范围。再审具有补充性，被告申请再审时只能以其在原审已经主张过的具体理由为限，未曾提出过的主张不构成有效的再审事由，无须纳入再审审查范围，即使其主张成立，也不能因此启动再审。否则，对原审法官的审理要求过于苛刻，对原告易造成突袭裁判，缺乏程序保障。笔者认为，基于以下理由，这一观点值得商榷：

 

　　一、我国民诉法规定的十三项再审事由中，被引用最为频繁的是原审“认定事实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”和“适用法律确有错误”。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甚为简练明了的再审事由比较，上述两项再审事由颇具中国特色，这无疑与我国再审所担负的案件纠错、吸纳信访、救济当事人权利、统一法律适用等多重功能密切相关。该两项再审事由不够细化，较为笼统，能包含诸多内容，当事人针对个案所主张的多个具体理由均可能归结至此。而对当事人主义和辩论原则的理解，应当结合我国再审制度特有的功能，不能简单地以此为由限制再审审查范围。

 

　　二、民事诉讼中的职权探知和释明是法官的一项基本职责和技能，“法官知法”的观念早已广为接受，即使在当事人主义色彩浓郁的英美法系国家也概莫能外。况且，权利障碍抗辩和程序法上的抗辩多数事项属法院依职权审查范围，若原审法院疏于审查，被告自然可将该抗辩事项作为申请再审的具体理由。

 

　　三、程序类再审事由是与原审诉讼相随而生的，但原审对其程序关注不够，致裁判生效后被当事人所主张，此时再审审查范围将对原审审理范围形成突破。同样，被告提供新证据，除本身可构成“新的证据”这一再审事由外，还有可能主张新的抗辩（权），构成原审“认定事实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”和“适用法律确有错误”等再审事由。

 

　　四、于实务而言，要求被告从原审一开始便精准抗辩过于苛刻，作为被告往往首先主张对其最有利的抗辩，再退而求其次的抗辩。如违约损害赔偿诉讼中，被告先提合同无效、未违约等抗辩，随着诉讼进展再主张双方违约、不当损失扩大等抗辩。没有被告会在原审时故意不主张对某些抗辩（权），而要等到申请再审再行提出。

 

　　五、在“法院审查在前，检察监督断后”以及“法院依职权再审兜底”的模式下，如果被告申请再审时，其主张的抗辩（权）未得到实质审查，被告再以同样主张申请检察监督或者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，则往往不会受原审审理范围限制。故以原审的抗辩（权）限制再审审查范围实际上变为，将纠纷拖延至后程序纠正，有违程序设计本意和司法效率原则。

 

　　六、法院受理被告申请再审后，五天内应将再审申请书发送给被申请人，并给予答辩期，基本避免了对被申请人造成突袭裁判。再审审查程序不是独立的诉讼程序，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无法完全按照一、二审程序。如果被告在申请再审中所提的新的抗辩（权）成立，案件被裁定再审，那么，再审按一审程序或按二审程序再审。对前者所作再审裁判当事人可以上诉，对后者如果因被告新的抗辩（权）造成基本事实不清，则应发回重审，从而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被申请人（原告）的程序利益。

 

　　七、若依上述反对观点，则会出现原审中被告主张越精准，即抗辩（权）层级越低，则其可在申请再审中主张的事项越少、范围越窄。这不但对精准抗辩的被告不公，而且反过来会引导被告在原审中的抗辩泛化，不利于原审争议焦点的提炼，影响审判效率和审判质量。

 

　　概言之，我国民事诉讼职权主义色彩依然浓郁，再审的启动主体多元和制度功能多样，再审事由不够精细，故应当在区分当事人主张的具体理由、再审事由和再审请求的情形下，确定再审审查范围。可以说，大陆法系再审补充性原则与我国再审制度有所抵牾，并未被我国立法所遵循。认为再审审查范围只能限于原审中主张过的相关事项，既无明确法律依据，也与司法实践相悖。当然，若因当事人新主张的不属于法院职权审查事项，引发再审改判，对原审法官而言，其不存在过错或失职。

 

　　（王朝辉 作者单位：最高人民法院）